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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偶看論壇，有網友作“崖山之后無中國”之嘆，頗令人印象深刻。雖不知其原話何所從出，然其悲天憫人之情，已昭昭然。所謂崖山也者，當是指趙宋名臣陸秀夫，于廣東崖山海面，臨蒙元虎狼之師而無懼，決然負少主以赴死，寧全以忠義之身，不為事胡虜之貳臣。是時，南宋士大夫隨陸秀夫之后蹈海成仁者，數以萬計。及今思之，不免讓人掩面唏噓。
崖山之千古絕唱，蓋宋元之變實乃漢族中原正統首次徹底淪于蠻夷之手。自西晉五胡亂華起，中原漢族政權幾度不保，但大都能南遷而存續，且終能以另一正統政權代之。至宋靖康之變，怒發沖冠身先死，而皇室偏安江南一隅，終不得存，且亡于夷而非亡于夏。趙宋之最后軍民亦淪于蒙元之最低層：“南人”，嗚呼哀哉！
然崖山之意義遠不僅此。在中國歷史上，宋代實為一關鍵之分水嶺。所謂中國也者，以宋亡前后觀之，于諸方面皆大相徑庭矣。僅就士大夫階層之精神氣質言之，有宋以來，理學博興，道統復盛，濂洛關閩之學行于天下。理學首倡格物致知、心性修養之工夫，引導士子由內圣而外王。賓四先生一語破的，宋代士大夫由理學之興，而漸能秉持一種道義擔當的世界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何氣度？“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何心胸？由是觀之，宋元之際，文天祥過伶仃洋之嘆，陸秀夫與眾臣蹈海取義之決絕，良有以也。
宋亡之后，蓋朱明王朝為唯一之華夏政權，然則此時之文人氣象已與宋代判然有別矣。賓四先生有言，朱元璋領兵伐元之時，詔告天下曰：新生大明亦已承繼元之大統，顯示其將明朝建立看作一普通改朝換代，而未認識到其在崖山之后重歸正統的特殊意義。至明末清初之際，士大夫階層中皈依滿清，開門揖盜者，并不在少數。賓四先生于《國史大綱》中指出，若無漢奸變節分子相助，滿清定鼎中原之事斷不能如此順利。只需對照南明政權屢屢禍起蕭墻之史實，便知此言非虛。雖則明代亦有陽明先生等堪為內圣外王之典范，但由整體觀之，其堅毅果敢之氣象，自無法與宋代前輩相比。
“士不可以不弘毅。”古代有士農工商之謂，雖重農抑商，士且先于農也。清季以降，西學傳入，彼謂士以“intellectuals”，知識分子。然在彼之知識話語中，并非有知識者皆謂之“知識分子”，其特指那些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秉持社會公義良心，敢于憑借知識傳播之利器而與強權抗衡的人文主義者。此番規定，以宋代士大夫度之無不契合。儒者并不單是維護皇權正統，而還有據理以限制、規勸皇權的一面，所謂有客觀之理充塞天地間，須由格物工夫而通達之，于豁然貫通處則從心所欲而不逾距。要之，敢于以理制衡權力的確是需要萬分勇氣的。此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謂，亦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慨也！宋時書院文化發達，知識分子云集，朱陸鵝湖之會，堪比近世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與新康德主義名宿卡西爾之達沃斯辯論。當是時也，權力已不能不對公論有所顧忌，宋無愧于養士一朝。至明代狀況則判若云泥，知識分子不再有條件對抗權力，多數人已無弘毅可言，蠅營狗茍于八股取士，希圖擠進專制權力的掌握者行列之中，而非由圣賢之理衍生出一種如同宋代前輩那般獨立的擔當。“讀圣賢書，所為何事？”文天祥囹圄之問，彼等早已忘記；所惦記之事，范進、嚴監生之類矣。
嗚呼！士之果敢弘毅與否，寧有定數乎？弘毅如宋者，雖不能免于蒙元之禍，卻逝去得壯麗非常，青史留名；蠅茍如明者，雖盛極一時，且變節者或能有烈焰烹油之幸，終不免于罵名，亦不得善終。此所謂“崖山之后無中國”耶？崖山前后究竟轉變為何？非為實考，實則疏古以通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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